剖析三农问题的升级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三农”问题一直处于升温之中,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再次成为继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几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的主题,并被提到“全面小康的难中之难”、“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等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作为学术研究的“三农”问题理论,是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既分析这三者的内在联系,又研究各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三农”问题理论,并以此作为认识实践、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理论学术界的研究引起了中央与社会各界的重视,1993年,党中央出台了《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一起称为“三农”,从整体与联系的高度来重视和解决这一系统问题。与年轻的“三农”问题理论相比,“三农”问题作为客观存在则早已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史,一个以农民活动为主体而构成的历史。历史上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问题的集中暴发。这种“三农”问题存在在前,“三农”概念形成在后的现象,多少有点像小孩长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后再取学名这一社会现象。“三农”问题有点像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而“三农”问题的形成则有复杂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环境影响;既有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现实因素的作用;既源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现代化模式分不开。从历史根源来说,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与农民大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历史根源对“三农”问题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响。———就经济而言,农业是古代中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种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具有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等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盛衰往往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而且,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规模十分细小,内容比较简单,彼此不产生分工与联系,但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再生能力极强,只要有简单的工具和一块土地,这种经济很快就会被复制出来。因此,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小农经济基础却从未动摇,一直在延续。虽然专制政治已走进历史,但这种小农经济仍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农业与农民,滋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政治影响而言,在封建专制时代,农民既是小生产者,又有小私有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地位低下、负担沉重、生活困难,农民问题逐渐积累,最终演变为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失败,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苟延残喘;而农民起义成功,则意味着农民领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为一代君王。因此,农民起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再生与复制的重要杠杆。在中国历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时期小王朝更替不算),虽然直接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只有四个,但几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与农民起义有关。因此,黑格尔说,从本质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与复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点与终点的转换而已。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又有本质区别。以明清为例,我国明清之际的土地兼并大致与英国圈地运动同期。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仅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的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超过当今一个县的耕地面积。清兵入关后,又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颁布圈地令,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程度远远高于同期进行圈地的英国。但同样是圈地,却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本质区别。英国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