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未知摘要：随着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转基因作物的管理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针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社会治理的现状，通过分析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弊病，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新模式，以建立“政府、专家、企业、公众和社会”五位一体的对话、协商和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从而兼顾各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控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最终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多中心；社会治理：F307.11；C91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2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生物经济已经被很多国家提到战略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2017年5月4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报告《2016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称：“2016年，全球共有26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包括19个发展中国家、7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占总面积的54%，而发达国家占46%。其中，中国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面积达280万公顷，居世界第八位。”[1]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部共批准发放了包括西红柿、矮牵牛、番木瓜、辣椒、水稻、棉花、玉米在内的7种作物的安全证书。就目前国内外形势来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似乎已是大势所趋，我国一旦滞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研究和发展，很有可能使得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2010年提出“抓紧开发、推进产业化”到2015年提出“加强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再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的明确表态，2018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回答记者提问中表示：“十三五”中关于转基因产业化的目标在“按计划”推进。可见，多年来，政府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问题上可谓是谨小慎微，但是态度意向还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探讨不应再纠结于应不应该产业化，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而应该是哪些转基因作物可以产业化，如何管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问题，等等。面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即将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主动探求科学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当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社会治理的现状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用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强调在社会范围内，从个人到组织等多元主体，针对与其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达成共识的过程，来实现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求的目标[2]。因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治理是指社会治理的主体通过运用各种治理手段，控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风险、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解决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促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等）中，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角色关系的定位，社会治理模式分为官僚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和多中心（多元）治理模式[3]。官僚治理模式即以官僚体制为中心的，政府依靠统治权威对公共事务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型角色和意志，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市场治理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了消解传统全能政府体制，推动各国政府改革，以走出政府行政效能困境而推行的以市场化组织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是奥斯特罗姆承接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尔?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来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跳出“政府vs.市场”非此即彼的单中心治理思路，是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合作参与，多种治理手段（包括政治、法律、市场、社会等手段）共同应用的新模式。当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治理仍处于官僚治理模式之下，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专家决策体系。“政府”与“专家”之间形成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