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日期：2008年7月22日|来源：中国社会学|国公网纠错补充|建议投诉|书签收藏订阅|0大回中回小］鸟打印］時推荐］隧关闭］中国学术界早期对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从四个视角提出的，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视角、重新构建乡村基础的视角、农村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和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视角。这四个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并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实际道路产生重人的影响。一、农村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在社会学中，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来自对现实牛活的调查。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从事西方社会学的译介和讲授，但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切实的发展和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实地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使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这些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孙本文在1948年曾撰文，概况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概括的第一个趋向就是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一些调查研究已经可以与西方的经典调查相媲美：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ThePittsburghSurvey）和春田调查（TheSpringfieldSurvey）；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年），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陈达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1946年），可比Z美国或英国的经常户籍报告；许士廉、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1930年），可比之美国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另外还有吴文藻等人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调查（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调查（1943年），柯象峰的西康社会调查（1940年），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罗民调查（1944年），吴景超的劫后灾黎调查（1947年）等等（孙本文,1948：46-47）。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初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假设，不彖如今写学术文章，开始必须有一种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理论假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需要论证的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那时从事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家，似乎有意地防止先入为主的假设，基于实地调查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尽可能客观而详尽地描述实际情况而已。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学术争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斗争”，这些潜心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家，为了逃避思想斗争的漩涡，抱着让资料和事实说话的价值中立思想；二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调查，是受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对于资助者和国外的学者来说，中国实际资料的价值显然是第一位的，而在理论上，中国社会学界当时似乎还不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这种“初看起来”形成的结论，尽管可以说是“有理由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很不全而的，因为即便是那些“无假设”的实地调查，提出的问题在学术上其实是很前沿的。美国学者黄宗智，在木世纪80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牛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木化来提高劳动牛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黄宗智，1986；1991；1993）黄宗智提岀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工业化问题是从农村生活实地调查入手,在探讨如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提出來的。最早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可能是一个外国学者，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狄特谟（C.G.Dittmer）,他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调查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人，他于1917年对北平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的调查。到1923年，清华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