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脆弱的个人统治与轻率的多数统治之间，只有贵族政治的道德统治具有最大的节制。-西塞罗我在国内喜欢引用恺撒，在美国则更多引用汉密尔顿，在我看来这两位伟人拥有极为相近的人格，他们都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也都因为实用主义的制度设计将共和国改造成帝国，他们比善于讨好贵族的庞培，和喜欢取悦人民的杰佛逊真诚得多，实际得多。他们明白共和国不能长存，避免个人专制的唯一方法是将它设计成由金融寡头支配的商业帝国，所以在贵族共和国里参议院只是皇帝秘书处兼各大利益集团的代理机构。联邦党的政敌的确有理由反对宪政和代议政府，集权于中央政府的联邦迟早会为帝国霸权牺牲掉地方利益，帝国与立宪共和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它永远不可能再有一个纯粹的民选政府，选举是权力的赋予，在各邦，行省的主权被剥夺的帝国中，州权缺少与联邦政府抗衡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中国不存在州权与中央权力的纠纷，我们并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它为美洲帝国示范了一种即使废除国会，也可以由官僚阶层直接管理地方政府的半专制寡头模式，之所以说中国是“半专制”国家是因为皇权时刻虚位以待，我们拒绝独裁不是因为没有复辟的条件，而是在中国这样庞大，由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统治的矛盾繁多，敌人多如牛毛的“类封建社会”里，个人统治实在是最麻烦，最糟糕的选择。如果我们可以由英雄开创一个近似于盛唐或罗马的四海升平，暂时同化或灭绝了全部敌人的帝国，将会有多个政治派别跳出来争夺皇帝宝座，中国无疑将比美国更轻易向帝制转轨，而且比罗马和苏联的制度转型牺牲更小。罗马帝国是在征服了全部能对它构成“显明而迫近”威胁的势力之后，以水到渠成的帝制实现“永久和平”（共和国的外观仍然保留了三百多年），这提醒中美两国时刻不忘它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在霸权稳固之前不应轻举妄动，不要盲目树敌，应用经济利益笼络一切能笼络的潜在敌人，其实美国比古巴更需要我党搞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我们很愿意与他们签订人才交流，培训协议。如今再提建立地方民主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州权已经非常不合时宜，这些理念已经被全国统一市场，被世界自由贸易和控制二者的垄断财阀完全瓦解了，是经济统一直接造成行政统一，并使行政权与立法，司法权合并于寡头集团手中，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像帝国疆土不可以撤退，更不能轻易放弃经济扩张的果实一样，既然联邦议会时代的州自由已经不复存在，州法可以被联邦法和总统令随意废除，而且在经济上更被税权卡得死死的，各邦的财力相较于帝国政府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公民自由原本是由强大的州权对联邦政府的遏制力来保障的，显然寡头集团对渺小的地方利益并不关心，他们的实力更依赖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各附庸国，弱小盟国的资源和市场掠夺，帝国的盟主权力巧妙地藏身于国际法和公约之后，就像亚历山大庇护下的希腊联邦尽管受制于马其顿和波斯的武力（亚历山大是第一个将东西两大文明阵营合并成一个帝国的人），可在名义上仍然是自愿签约国一样，汉密尔顿诱骗各州加入联邦也是酝酿成熟的政治图谋，他早已预见到–特别是在中央银行（美联储）成立之后–各邦主权将在国内市场合并完成之时自动废除，他当然明白自己为新大陆设计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被视为经典民主文献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他实际上多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由寡头贵族领导的集权帝国之情有独钟，因为他相信这是唯一能对得上投资者（建立殖民地的商业集团）口味的民族前途。缺少一个合法皇帝的帝国不过是金融寡头牟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他们甚至倾向于减少国内就业压低成本，将资本转移到国外避税，他们对次贷危机，对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其实颇不介意（这场危机在爆发前5年就被预测到了，它原本绝对是可以避免的不幸），试问由这些人操纵的国会怎么可能代表各州，代表各州人民的利益呢？恺撒当年不正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才限制，排斥国会权力的吗？元首可以靠无限对外战争保留独裁权，但是在以经济掠夺为主要统治手段的国家，军事独裁并不是确立元首制的唯一手段，寡头贵族仍然可以用行政权力从民官政府中选举出一位三权合一的合法皇帝。州权和名义上的州主权还会引发很多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