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德的经济建设论到中国经济建设（续前期）二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秦汉以迄十六七世纪，与西欧同时期的发展相较，在许多（可以比较的）方面，并无逊色。当然发展的内容途径及其因子，则可说自始即不相同。这时期内中西间没有多少交通，两方面的发展都可以说是本土文化。而在中国，因为统一早，版图大，国内的市场与交通范围比欧洲为广，有许多方面的经济发展比欧洲为先。但也因如此，在中国也自然引起许多的障碍势力，阻滞自然发展的速度。以致到了十六七世纪以后，欧洲本土各地间的相互交通加速，经济发展加快以后，中国不特相形落后，就是要从欧洲移入生产技术，也发生了困难。上述德国与苏联十九世纪中经济发展的大概经过，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由于任一单独时期的经济改革或计划，同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虽在时间上与西欧相较，似是仅始于十六七世纪，或有清乾嘉以后，其原因也并非单纯的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工业革命”或任何其他的一次单独变动。我们国家的早期统一与广大版图所促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发展，是因人口繁殖所强迫造成的地理拓殖。中国历代人口的增减，移徙与各地人口密度情形，迄未经系统研究。我们所指导的是在周末时各地都属地广人稀，今日的河南陕西在当时是政治中心，但没有完全开辟（《诗经·大雅·崧高韩弈》《·黍苗》诸篇即记当时受封诸侯斩辟草莱平徹原壤的情形。从大田甫田等篇的零星记载也可见当时的作物收获相当丰茂。）农民劳力的生产率相当高；所以当时诸侯大概都奖励人口增加，儒家的有后为孝的观念，也是当时社会背景的产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出于孟子，孟子不明言其余二不孝，是无后为不孝的观念，必在当时也很流行，而不一定源于孟子，尤不一定是战国时代的观念。儒者本来不过是以教书相体为生的知识人物——说见冯友兰：《原儒墨》，中国哲学史补——页二八——二九——传述先代或当时的观念习俗是很可能的。）到了战国时期，在中原各国，不是依当时的耕种技术，已感人口过剩，即是贫富悬殊，所以当时关于农民困苦饥馑时见的记载，不绝于书（如论语孟子商沼书等皆有言及）。只有秦处边陲，开化较晚，土地多未尽耕，须诱三晋之民以事垦殖，其国力富强，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亦由此。而各国为多养战士，虽已地狭人稠，亦仍不得不维持多量人口。所以上述孟子的话，或者也是当时各国人口政策的变相说法。因为人口的增加或过剩，不得不增加每单位土地的生产量，耕种乃渐过于精细，农具亦益进步，易田肥料以及灌溉，皆先后逐一应用。（P13）汉时江南还是边疆区域，土地未尽垦殖，人口也属稀少，（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二九——三三国郡国志）。全部江南的开拓，主要是汉代以后的发展，其间详细的经过，在此无法叙述，所以促成这种开拓运动的力量则不外（一）灾荒饥寒的自然压迫，（二）政府的移植政策与（三）外族侵陵宇内战乱时的迁徙，尤为三国吴蜀经营晋宋南渡的结果。江南成样成为北方剩余人口的尾闾，可以暂灭北方的人口压迫；同时因为可以移植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社会习惯以阻碍新作物新农具的栽养与利用，农业发展更能加速。所以自汉以迄于宋，因为有江南的未尽开发的土地，中国农业似有一贯的进步。但从南宋以后，全国人口似已达到饱和状态。历代各地人口的实际密度如何，固尚待我们考察。但各地生活程度不高，大抵皆在苟活水准上面，恐然疑问。因此地理上的拓殖，推广了生产区域，但随即在各区域内形成了一种阻力，人口的繁殖，继续降低人民的生活程度。因为人民生活程度低，一方面商业即不易发展，因为人民除了维持生命以外再没有剩余购买力，所以除了盐铁以外，主要的贸易只能限于豪富贵族所需的奢侈物品，在政府独占盐铁之利后，大规模的商业发展也就没有可能；另一方面，因为人民生活程度已降低到所谓饥饿线上，即是有外来的金银，或是政府膨胀通货，物价上涨之后，生产费用（主要是工资）也随即上涨，所以没有多大凯衍斯所谓的利润膨胀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Keynes,J.M.ATreatiseOnmoney,11,pp.152-63）如此务农既仅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