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明星教授易中天曾撰《劝君免谈陈寅恪》一文，劝诫世人不要谈论陈寅恪，理由是一般人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再次是“耐不住”。有此三“不住”，看来谈论也枉然。陈寅恪家学渊源，又游学欧美十数年，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一生治学涉及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方面，尤其精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学，造诣深厚，成就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是隋唐历史研究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每本书虽只有10万字，但其视野开阔、孕大含深，“研究之缜密、立论之严谨和说服力之强前所未有”。有论者认为“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确是知言。《柳如是别传》虽是人物传记，却是一本论述明末清初政治史的力作，在清代文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寅恪三十多岁便入主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国学四导师，可见其学养深厚、腹笥充盈。对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师、文化巨擘、旷世奇人，后生小子焉敢言三语四妄加贬褒？但免谈，并不妨碍我们对陈寅恪的敬仰，这是我们的自由怕是易教授也不好推三阻四吧？近年来，研究陈寅恪的著述不少，尤以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吴斌的《寂寞陈寅恪》材料最为翔实，剖析最为深刻，一代学术大师的孤清、倔傲、骨气、胆量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对我们了解一代学术大师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大有裨益。阅读这两部著作，时常让人废书兴叹，感慨良多。撮其大要，录于后，以就教于方家。重学轻官，刚介有守。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一向为学人的价值取向。做学问就是为了当官，这种传统根深蒂固，在行政权力独尊的年代尤其突出。1953年，陈寅恪被任命为科学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但被他委婉地拒绝了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的言论真可谓石破天惊骇人心目。陈寅恪认为学术研究贵在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舍此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种刚介有守坚持真理与科学精神的立场，在那时绝无仅有正如北大教授刘浦江所说的：“就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在1949年以后仍然固守自己的价值主张的，除了陈寅恪先生之外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人了。”这与当下有些人学有所成，就图谋为官，进而以官荣学以学荣官，相得益彰的行径相比，不啻天壤之别。陈寅恪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拉大旗作虎皮，不结党营私的学术独立精神怎不令人感佩!自甘寂寞，信念坚定。以陈寅恪的道德、学问，要获得世俗的名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陈寅恪对此却不屑一顾。他完全将身心沉浸在艺术与思辨的世界里。面对身体的残疾，面对有书不能读，提笔不能写的状况，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而由于学识、学养的差距无人与其对谈的孤独也一定会频频袭来。然而，心有所属，兀兀独处而无悔；志向远大，冷清寂寞而无怨。漫漫长夜寂寞孤独反使得他的内心一片光明。在助手的协助下，陈寅恪以超人的毅力，孜孜矻矻，心无旁骛，引用典籍605种，完成了80万字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其艰苦卓绝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敬佩，非信念坚定者真不能致也。这与当今那些读书治学只为找“终南捷径”，抓“热门”题目，躁进浮夸，捞取个人的名利者相比，真判若云泥!（游学十数载，学历无一个）不甘人后，勇于创新。陈寅恪曾说：“寅恪生平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从一个无名气、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而成为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者，道德文章也，卓异的学术成就靠的是追求上的不甘人后。陈寅恪还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种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的治学上的创新要求，是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十分崇敬的纯粹的学者本色。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时代的阻隔，经历的差异，虽然使我们不能透彻地解读陈寅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