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民间说唱艺术发展论述乾隆时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形象地描绘了人们争相观看鼓词的情景。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作为民间广泛流传的艺术形式，继宋元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存有的二百多种民间曲艺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一般著述和一些词书中大都将说唱艺术分作八类，即鼓词类、弹词类、渔谷类、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走唱类、板诵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鼓词、弹词、牌子曲三类。鼓词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它的产生和宋元的鼓子词和词话有一定的联系。鼓词之名，明代已有。最早使用此名的是贾凫西，他作有《木皮散人鼓词》，是一部较好的鼓词作品。现存最早的鼓词传本是明万历、天启年间刊印的《大唐秦王词话》。鼓词早期作品规模较大，清中叶后，为了适应市民的欣赏趣味和各种演出场地，鼓词逐渐趋于小型化，出现了从长篇鼓词摘取部分精彩唱段的“摘唱”及演唱短篇故事的“段儿书”等形式。鼓词的唱词为七言或十言句，句式非常灵活，伴奏乐器主要有鼓、拍板、三弦、琵琶等，其中鼓、板等乐器由演唱者自己演奏，以掌握节奏。鼓词在流行过程中与各地方言、曲调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大鼓。大鼓一经产生，就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发展之势非常迅猛，至清代末年，各地流行的大鼓有十余种，著名的有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安徽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这些大鼓多以流行地区而得名，并因地域关系所形成的语言、曲调的差异，在唱腔上各具特色。弹词主要是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也叫南词、文书、评弹等。弹词的产生可能和宋代的陶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用陶真代替其名。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清李调元也有“曾向钱塘听琵琶，陶真一曲日西斜”之诗句。元末已有杨维桢的《四游记弹词》，明清时弹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江南民间广为流传。传统的弹词作品多为长篇，目前所见的传统弹词曲目，著名的有《珍珠塔》、《三笑》、《玉蜻蜒》等。弹词主要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南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绍兴平湖调等曲种，其中以苏州弹词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出现了一些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弹词艺人。弹词的表演一般由一至三人，以人数多少分为单档、双档、三档。表演者自弹自唱，以坐唱为主，唱腔优美婉转、细腻动人，唱词多是七字句，有时也略有变化。弹词的所用语言有国音、土音两类，国音弹词是以北京语言为主；土音弹词则主要以吴地方言为主。伴奏乐器有琵琶、三弦、月琴、扬琴、二胡等，主要是琵琶、三弦，所谓“弹词家普通所用乐器，为琵琶与三弦二事”(《清稗类钞》)一些弹词家还是琵琶演奏家，如张步赢就善弹琵琶，每逢他坐场子，就奏大套琵琶一折。弹词多在城市演唱，观众主要是妇女及其他一些市民，也有一些轿夫等苦力工人，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比较适合他们的品味。对于弹词的表演，他们要求很高，尤其是轿役等人。弹词在清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涌现出许多著名弹词艺人。乾隆时的王周士，精湛的演唱技艺博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封他为七品京官。嘉庆年间有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弹词四大家，清人马春帆称四人“好功夫”。同治年间又出现了四位著名弹词家：马如飞、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众位名家中，对曲调创新成派更有影响的当属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三人。他们分别创立了“陈调”、“俞调”、“马调”，三派唱腔，各具特色。陈调苍凉粗犷，适应老生、老旦演唱；俞调宛柔细腻，适于花旦、青衣所用；马调质朴雄健，擅长表现激昂愤恨的情感。三调对后世弹词唱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各派的唱腔风格清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载，黄协坝《淞南梦影录》云：弹词有俞调、马调之分，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也——宛转抑扬，如小儿女缘窗私语，喁喁可听，马调则率直无余韵，咸、同间马如飞所也。弹词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在说唱音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但在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南方城市广受欢迎，而且在北京等北方城市也有一定的市场。牌子曲是在明清民间小曲基础上，继承宋元唱赚、诸宫调的传统发展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