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潮的原因及其思考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称“大逃港”。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的高低，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的民生。人民为何逃，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而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催生了经济特区的诞生，使人民看到了希望，中国大变革的洪流从此一泻千里，困扰了中国几十年的逃港偷渡现象，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