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股市上，陈寅恪、吴宓、顾准和胡适这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他们被戏剧化和轶事化。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了流行一时、人云亦云的门面话，这边厢思想家们纷纷出来论证自己第一个发现了顾准或者陈寅恪，正如那边厢文学界的“后主们”为“后新时期”的发明权而挥老拳。然而，谁又真的去读他们的书，谁又真的在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思想的脉络和语境（context）呢？这些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的歧路一样的人物在死后是怎样被接轨到自由主义的通往天堂的大路上（因为据一位新权威主义的发言人说，所有自由的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就更是我等所不能理解的机密了。正如唐德刚所说的，“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就‘看胡适’（HuShih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现代—modern，用30年代上海的俗话说，就是“摩登”。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然而，同时代张天翼小说《从空虚到充实》（《荆野先生》）里的人物则以为，modern应该译作“矛盾”。信然！胡的“知己”（我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胡为蒋效死这个意思）蒋介石称颂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正好说明了他人格上的modern(矛盾)。20世纪90年代在西亚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则有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在这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谱系里，通常被中国的自由主义奉为祖宗的胡适也是旁逸斜出，而非正宗了，因此只能重新从哈耶克出发，接上亚当·斯密的秘宗香火。我偶然翻阅《鲁迅全集》，有一篇厨川百村的《说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与当今原教旨主义的诠释略有不同。然而，一则译者是鲁迅，二则作者非英美人，因此他“与其完成自由主义的哲学，倒不如编纂自由主义的历史，要有效得多”的观点，我知道是作不得数的。“对于我，奖励了这思想的人，是毕亚特博士。博士给我从纽约寄了一部好装订的穆来卿的全集来。在阅读之间，懂了毕亚特博士的意思了。穆来也因为要阐明自由主义思想，所以染翰于史论的。尤其是，靠着将法兰西革命前期的思想家的详传，绍介到英国去，他于是催进了英国的自由主义的。正如理查格林将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托之一卷的英国史，以宣布于英国民一样，穆来是挥其巨笔，将法兰西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绍介于英国，以与英国的固陋的旧思想战斗的。”不仅如此，厨川百村的说法恐怕会要激怒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牧师们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思想和英国思想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就像英国和法国之间永远远隔着英吉利海峡一样，更遑论法国大革命已公认为自由主义不共戴天的仇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把现代思想一刀切为左右两块，即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对垒。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把实验主义概括为两个东西，一个是“历史的方法”，一个是“实验的方法”。他说，“历史的方法”也就是“祖孙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我以为，胡适所谓“历史的方法”和陈寅恪所谓的“了解---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之同情”说的是同样的意思。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代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窃其全部结构，必须具艺术家颀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然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