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庞庆〔摘要〕在西方文化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包括三个相关问题：一、被极端美化的“理想国”，是西方现代化初期用以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助力器；二、以《寂静的房子》中的常富等东方恶棍形象为代表的“黄祸”，是西方建立起世界霸权后用以肯定自我、强化自我的文化“他者”；三、在西方用权力操控的话语体系之下不断衍变的中国形象，很难客观地展现中国现实，而只能帮助西方社会完成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关键词〕中国形象；西方文化想象；形象衍变；《寂静的房子》；戏剧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中国形象起起伏伏，既有肯定的、乌托邦式的积极形象，也有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消极形象。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就用“变色龙”来比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衍变。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社会在不同时期虚构与创造出的“他者”形象，目的是确认“自我”。中国形象衍变“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①。作为一种混杂着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认知体系，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需要，还将政治上的较量、国家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分歧等因素杂糅在一起。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会有出入，但这些形象相互参照、彼此引证，已形成西方强权下的固有观念，其产生的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固然不能否定，但其中无意甚至有意对中国现实的片面解读与消极误读更不能忽视。一、作为“理想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社会里，仰慕悠久而辉煌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将中国想象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13世纪晚期《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是西方视野中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自此激发了西方人对“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人间天堂”的神往。1585年，西班牙胡安·德·门多萨神父撰写了《大中华帝国志》，书中详尽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塑造了统一和谐、完美优越的中国形象，其中对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华历史与文化的景仰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物质崇拜，并且这部“百科全书”为此后弥漫欧洲数世纪的“中国风”（Chinoiserie）提供了知识源泉。至中世纪晚期，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开明、宗教宽容的乌托邦式想象，为冲破基督教教义的压抑、呼唤世俗欲望的觉醒提供了价值参照，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文艺复兴和早期的启蒙运动。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出现了对中国的泛崇拜思潮，无论是儒家伦理道德、中华诗歌戏剧，还是瓷器、丝织品、茶叶等文化产品，以及中国式的工艺美术、园林风格、饮食文化等，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尤其是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想象中中国形象的伟大之处已经不仅在器物，也不仅在制度，更重要的是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建立起集权统一的君主政体，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保罗·肯尼迪评价道：“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②，这为启蒙思想家宣传政治与哲学理想提供了价值参考。西方社会进入思想启蒙阶段，启蒙思想家急于寻求先进的外部资源，以拯救恶劣的内部顽疾，甚至不惜描画出一个道德理想崇高、社会秩序井然的中国形象，以寄托西方国家“理想国”的希冀。其时以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为代表，欧洲知识界不仅宣扬中国的哲学思---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想、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还将中国“内儒外法”的治国经验援引到欧洲，提倡建设法治社会和宣扬人文主义思想，批判欧洲的黑暗政体和宗教狂热，主张欧洲治国理政和思想开化的实践应以中国为榜样。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心目中的“理想国”难道真是中国吗？其实不然。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恰好符合启蒙思想家对“理想国”的期待——通过至高无上的集中制王权实现道德理想，促进社会和谐。在西方现代文化形成初期，为了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并非空中楼阁，于是他们乌托邦化了这样...